2022年12月3日21：00 2022年12月4日14：30话剧《红高粱家族》改编自中国作家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同名长篇小说。
“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、最超脱最世俗、最圣洁最龌龊、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、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。”这是莫言创造的“文学共和国”，是弥漫着抗争与新生的血色浪漫；是蓬勃张扬、丰盈激荡的原乡叙事；是顶天立地、不屈不挠的人民群像。
不同于诗意的电影、传奇的电视剧。话剧《红高粱家族》，不只有“红高粱”，更有“家族”。它是一个人的故事，讲述余占鳌从二十岁到四十多岁不断地被击溃、被毁灭，以及不屈服；它又是一个家族的故事，有关余占鳌与他生命中的三个女人，有关他们的后代；它还是一群人的故事，面对异族入侵者，高粱地上的男人和女人殊死反抗，流血牺牲；它更是一个地方的故事，高密东北乡，爱情自由，劳动茁壮，四季轮回，万物生长。03
一位生命的信徒——
意识流的非线性叙事是莫言的一次先锋探索——要将这种探索搬上舞台，作为总叙事、编剧、导演的牟森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：“我要做一个有故事性的、线性结构的、有起承转合的《红高粱家族》，这个非常明确。”他称自己是在用“做汽车的方式进行着剧目的设计”，不是“还原-创新”，而是“解构-重组”。
如同他深爱的音乐剧《悲惨世界》与《剧院魅影》一样，超越民族、超越国别、超越年龄、超越性别、超越阶层，给观众以卡塔西斯式的净化和升华。这是他所追求的，也是《红高粱家族》想要做的，“呈现一个命运图景，让感动在剧场发生。我始终是这方面的信徒。”
摄影：朱朝晖
尼采认为“悲剧诞生于歌队”，《红高粱家族》中歌队的设置是一种悲剧的表达吗？
牟森：首先，“悲剧”这个译法就是错误的，在汉语语境里，大家认为悲剧一定是悲的，实际上，学界已经重新翻译叫做“肃剧”——是指用动作作为手段，对一个完整的行动的模仿。整个《红高粱家族》就是关于一群人去奔赴死亡的完整行动的呈现。尼采那本著名的《悲剧的诞生》，德文其实是“悲剧诞生于音乐精神”。那我想，《红高粱家族》从一开始就是完全彻底地利用了古希腊戏剧中“合唱性”的概念，试图表达出一个完整的肃剧。我更愿意说这是在古希腊戏剧理念层面的一次实践。
牟森：其实都很难。改编《红高粱家族》，最大的难度就是容量、时长。听上去，像莫言老师这样一个华语文学经典，好像应该奔着三个小时、四个小时去做。但我们从一开始就特别明确，我们要做一个标准的（符合）市场（规律的）120分钟的戏，那又要把一个长篇小说应该有的这些容量都要装进去，这个时候就牵涉到群像了。我们唯一贯穿演到底的只有两个演员，一个是余占鳌，一个是大奶奶九儿，其他人都要承担合唱队的角色。我们这里面有六、七十个角色，但一共只有17个演员，有的人最多可以演到9个人、10个人。我们希望这一个演员在扮演不同角色的时候，能有所不同，又要将群像和个人编织在整个时间轴里，这个确实挺难的。牟森：在余占鳌这个人身上，他有两口“血”，年轻的时候抬棺，终于抬出去之后喷了一口血，仰天长啸，那是一种青春的茁壮的力量。后来在战争期间，他的伙伴们、女人们都死了，他给这个村子也带来了灾难，他瞬间老去，就是那个时候他又吐了一口血。一个人的两口血，整个人的一生都在。这个动作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，一个完整的行动，要用动作来体现。余占鳌的腰先是挺的，弯下去，到最后一刻又挺起来，所有一切都是有动作逻辑的。Q4
舞台上几次出现的偶化的骡子和疯狗，意在表达什么？
牟森：骡子特别重要，它跟我们人物是紧密相关的。罗汉大叔直接死于日本人，间接死于骡子——因为他跟骡子一样倔强、认理儿，他本来已经跑掉了，最后去救骡子，骡子又不认他。我们有意让骡子带一点情感因素，它是一个带有贯穿性的角色。狗道则有非常确定的寓意，人与兽，人性与兽性。我们要表达家族、种族、民族，要表达万物生长，所以我们就要回到一个天与地的范畴，人跟其他的动物一样，是在片土地上生长着的一个物种之一。牟森：“留种”出现在第三章，当我们所有参与者在一起一章一章地进行围读，读到这里你就会发现，这是唯一合适的结尾。余占鳌的人物设定就是：不要命不怕死，但是上天不要你的命，也不让你去死，它让你承受的是比这个更难的惩罚，就是要绝你的后。在那样一个战争的主题下，三奶奶最后对余占鳌说：“你还有劲儿吗？你抱一抱我吧。”这个时候，作为一个正常人的那种生存意志被唤醒了，这是人类层面的，关乎着人类未来的图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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